袁倩：英文文獻關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述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近年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國際社會獲得積極關注和廣泛肯定。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第27次理事會在2013年2月通過推廣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決定草案，該機構后來又在2016年5月發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對中國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理念予以高度評價。一些知名的國際學術平臺，如《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和“中外對話”（China Dialogue）等網站，也圍繞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和實踐刊發文章、出版?？?。諸多知名國際智庫也加入了研究行列，其中既包括全球性的研究機構，也包括各國政府和高校設立的智庫和研究院所，等等。

從本文梳理的英文文獻來看，圍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海外研究力量廣泛分布在各個國家和地區，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呈現出跨國界跨學科的繁榮態勢。盡管其立場視角、學科背景、研究方法和話語體系各不相同，但研究者們都從一個或多個角度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進行了解讀。這些研究為我們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供了一些域外視角，也為我們思考如何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生態文明故事提供了若干思路。

一、對“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的認知

（一）關于“生態興則文明興”的認知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這一命題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西方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攫取財富的反思和批判。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院（IISD）前院長、高級顧問亞瑟·漢森（Arthur Hanson）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態文明：價值、行動與未來需求》一文中指出，中國有著關于生態文明的古老理念，強調人類對自然的依賴。顯然，生態文明是符合后工業時代和后現代時代的創造性思想，但“也許需要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才能可信地向世界介紹一個新的文明”。

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對此，英文文獻從不同視角作出了闡釋：一種觀點認為，生態文明是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相并列的當代社會的一個美好方面。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前執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納（Achim Steiner）把生態文明看作“國家可持續發展模式之一”，將其與不丹的“國民幸?？傊怠?、玻利維亞的“美好生活”、德國和歐盟的“循環經濟”等概念并提。從這個意義上看，他把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視為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踐。另一種觀點認為，生態文明是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下一個階段的社會形態。如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左翼期刊《每月評論》主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認為生態文明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生態文明不像資本主義那樣為了利益而犧牲人類和地球，相反，生態文明的目標是追求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更強調人民的福祉。

（二）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認知

2013年9月，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的答問中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泵绹鴰於骰饡飨?、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觀察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理念“體現了中國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深刻轉變，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標志性論述，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典范”。

上海紐約大學環境學者李逸飛和美國美利堅大學環境政治學者夏竹麗（Judith Shapiro）在合著《中國走向綠色》（China Goes Green）一書中認為，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核心理念的生態文明話語在中國獲得了廣泛支持，因為它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既具有歷史意義又具有遠見卓識。與此同時，這一理念還將中華民族塑造為一個在世界舞臺上推動文明復興的領導者。從對英文文獻的梳理來看，許多海外學者認識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及其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積極探索。

（三）關于“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認知

2013年4月，習近平在海南考察時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泵鎸γ癖姺从硰娏业纳鷳B環境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美國芝加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EPIC）近年來持續追蹤中國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成效。該機構主任、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等學者在2018年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13年至2017年間，通過限制新建燃煤電廠、減少碳排放、交通限行等措施，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空氣質量顯著改善。格林斯通等人還回顧了自2014年以來5年間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成效，指出在空氣污染濃度下降速度方面，中國的成功經驗是史無前例的。并且中國治理空氣污染的雄心在近幾年變得更加強烈。他們在2022年發布的報告《從2008年奧運會到2022年奧運會：中國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中延續了此前的觀點，認為如果減排持續下去，中國居民的平均壽命將比2013年延長兩年。格林斯通等人認為，考慮到中國的污染改善情況和環境政策的豐富性，以及社會經濟活動精準數據的可獲得性越來越高，中國的經驗值得學習。

長期關注中國生態環境議題的《中國季刊》曾發表?？接懼袊奈廴局卫沓尚?。?？淖髡邆兛傮w上認為，根據對中國主要空氣污染物排放和濃度水平以及與空氣污染暴露相關的健康狀況的評估，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即對于大多數中國民眾來說，最嚴重的空氣污染時代可能已經過去。

二、對“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的認知

（一）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認知

習近平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話：“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备Ｋ固芈撓瞪鲜鲆?，認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觀密切相關。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批判了土壤退化和城鄉劃分問題，還討論了工業污染、煤炭和化石燃料的消耗、森林砍伐、食品摻假、人類原因引起的病毒傳播等問題。在他們看來，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進行生產時需要遵循自然的規律，對于那些無視自然規律的人，自然將對他們進行“報復”。

黨的二十大報告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叭伺c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的“生態現代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海外左翼學者對于這一差異給予了較多關注，指出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一個社會采用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而另一個社會則遵循著資本主義秩序，縱容“帝國式的生產和生活模式”持續下去。另一些學者則將中西方生態話語之間的張力視為意識形態的博弈，他們分析道，中國領導人沒有模仿西方的發展模式，而是認為生態文明更適合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歷史傳統。在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博弈中，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幫助其在當前的發展目標下恢復了珍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傳統價值觀，并以社會主義的目標馴服了資本主義”。

（二）關于“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深刻革命”的認知

綠色低碳發展旨在改變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使資源、生產、消費等要素相匹配相適應。一些海外人士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污染之間的“脫鉤”。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總干事馬爾科·蘭貝蒂尼（Marco Lambertini）在接受采訪時提出，如何使經濟增長和環境退化脫鉤是全球共同探討的問題，中國已經根據自己的文化環境和發展階段量身定制了合適的概念?！吧鷳B文明”是一場關于轉型的討論，旨在盡快擺脫危機四伏的現有模式。

科技創新是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挪威奧斯陸大學中國研究專家賀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等學者看來，生態文明先前主要被表述為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化原則和倫理道德。不過，在當前中國的生態文明實踐中，科學技術也逐漸成為未來愿景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實現“綠色未來”的重要驅動力。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如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對于每一項綠色技術，中國都是世界領先的制造國、出口國和使用者。

“雙碳”目標是推動綠色轉型的一項重要牽引。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中國能源項目主任米哈爾·梅丹（Michal Meidan）分析表示，“碳達峰”與“碳中和”承諾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前景值得期待。美國《科學》（Science）雜志刊文探討了中國在全球低碳技術研發、示范和制造等方面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譬如，中國在制造工藝改進、供應鏈優化和政府深度支持的基礎上，已經大幅度降低了太陽能光伏等技術的成本。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國想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與中國“脫鉤”，那將對全球氣候合作造成極大破壞?？傮w上，海外研究者們對中國的綠色發展和“雙碳”實踐表示了支持和肯定。

（三）關于“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的認知

生態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在民眾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海外學者嘗試透過“素質”這一概念來觀察中國社會的生態文化。例如，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者約翰·津達（John Zinda）等人認為，中國人所說的“素質”通常是指一個人的品質，而環境保護在當前也成為一種重要的“素質”。目前就職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艾德溫·施密特（Edwin A.Schmitt）也指出，中國“民眾非常清楚，控制自己影響環境的行為是很重要的。這源于中國人非常熟悉的話語，即只有具有特定‘素質’的人才知道如何以文明的方式行事”。換言之，一個擁有良好素質的人才清楚如何正確地與環境互動。

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在這方面，一些海外學者還關注到中國民眾參與監督環境保護的行動，例如，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環境政策學者馬克·布泰尼（Mark Buntaine）等人圍繞“中國民眾的環境參與是否有助于提升環境質量”這一問題的研究發現，公眾參與可以顯著減少空氣和水污染，尤其是通過社交媒體等公開渠道的參與更是如此。

三、對“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的認知

（一）關于“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的認知

黨的十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2018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這些舉措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高級研究員莉拉·巴克利（Lila Buckley）認為，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要長期執政就必須化解“公眾對環境問題日益增長的不滿”，因此將“生態文明”作為戰略重點。巴克利進而提出，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生態文明能夠將權威的集中、善政、法治同保護自然的觀念、綠色經濟創新、綠色科技、數字化相呼應。

生態文明建設是“國之大者”，中國共產黨從體制、組織和作風等方面，不斷提高其領導生態文明建設的能力和水平。昆山杜克大學環境政策學者高麗娜（Coraline Goron）注意到，生態文明被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國家憲法，并且通過一系列新舉措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例如2013年成立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以及2018年組建生態環境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一系列文件。這些舉措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頂層設計，使得“生態文明在黨和國家的機構中得到了制度化”，將生態文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聯系在一起”。在福斯特看來，這些實踐是具有“革命性”的，他說道：“毫無疑問，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建設生態文明方面的努力是革命性的?！?/p>

（二）關于“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的認知

從系統觀念來看，生態文明建設好比“治理一種社會生態病，這種病是一種綜合征，病源很復雜”。生態馬克思主義中的“新陳代謝斷裂”學派也關注到生態系統的種種“病征”并批評道，資本積累打斷和撕裂了生態循環和生態網絡，引發了多種多樣的環境和生態問題，例如海洋生態破壞、氮循環中斷、土壤侵蝕等。福斯特等學者指出，面對當前的環境危機，唯一有意義的、徹底的方法就是“通向生態存續之路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在建設生態文明方面取得的快速進步值得關注。納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奧東科爾（Alexander A. Odonkor）通過研究《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學習綱要》指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生態文明領域的集中體現，展現了近年來在環境、社會和經濟中獲益的中國式發展觀。中國的生態文明方法是系統的，讓所有利益攸關方都參與進來，設定明確目標并在預定時間內解決緊迫挑戰，這將造福中國和世界，釋放出生態文明正在保護全球的強大信號。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推進荒漠化治理、開展國土綠化行動、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塞罕壩林場建設者在2017年獲得聯合國最高環保榮譽——“地球衛士獎”。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的埃里克·索爾海姆（Erik Solheim）說，獲獎者“體現了我們迫切需要的承諾、遠見和活力”。經過三代人努力，塞罕壩林場建設者將退化的土地變成郁郁蔥蔥的天堂，其森林覆蓋率從11.4%提高到80%。這片人造林每年向京津地區提供1.37億立方米的清潔水，同時釋放約55萬噸氧氣。塞罕壩林場建設還帶動了經濟增長，僅2016年就創造了1510萬美元的收入。浙江省“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在2018年也獲得了“地球衛士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報道中回顧了浙江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下防控污染和恢復生態的實踐，包括推行卓有成效的河長制、積極發展生態經濟、探索以政府為主導整合多方力量的籌資方式等，報道強調這些實踐是“卓越的修復工程”。

（三）關于“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認知

習近平指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币虼?，“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明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遍L期關注中國環境問題的日本龍谷大學學者北川秀樹注意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十四部分“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強調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等，這些制度“為建立全面完整的機構和制度提供了標準”，是“具有開創性的”。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質的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爸型鈱υ挕本W站首席執行官、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學者山姆·吉爾（Sam Geall）把《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定位成“重塑國家藍圖的指南”。吉爾等學者認為，這份文件代表了中國政府對生態文明的敘事，該敘事側重于構建特定路徑，并注重培育潛在的系統創新。例如該文件提出“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包括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監督制度、健全政績考核制度等。與此同時，它將環境問題與圍繞創新的當代敘事結合在一起。這些創新并不局限于技術進步，還涉及到社會變革和政府改革。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者貝特霍爾德·庫恩（Berthold Kuhn）也認為，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生態文明政策文件，它提出了改善政策執行的戰略、標準和機制，并將環境保護標準引入黨政干部的績效考核?？梢哉f，這份政策文件為創建綠色低碳發展的新政策框架奠定了基礎。

（四）關于“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的認知

建設生態文明關乎人類未來。2015年9月，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提出，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對此，美國霍華德大學生物學教授大衛·施瓦茨曼（David Schwartzman）在《中國與全球生態文明的前景》一文中說到，鑒于中國擁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前景，并且是領先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技術生產國，因而中國具有引領全球生態社會主義轉型的歷史潛力。他在文章結尾明確表示：“我相信中國人民將發揮潛力，領導世界進行生態社會主義轉型，從當前由軍事化的化石資本所主導的世界，走向一個為了21世紀我們子孫后代的、實現全球生態文明的未來?！庇蹲匀弧罚?em>Nature）雜志刊文指出，中國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力量。通過建立國家公園體系、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等一系列舉措，中國國內的生態環境保護取得了重大進展。對于化解全球物種和自然生態系統危機，中國也有望發揮重要作用。

近年來，中國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氣候和能源等領域開展了廣泛國際合作，展現了負責任大國形象。氣候問題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目前重要的合作領域之一。對于中美氣候合作的前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中美氣候合作在三個領域富有潛力，分別是：根據《巴黎協定》重申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共同承諾；建立信任從而推進具體議題上的雙邊合作；支持兩國地方政府之間開展對話交流。中國和歐盟近年來在能源、氣候等領域不斷加強對話與合作。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對中歐氣候合作表達了樂觀態度，認為無論美國的氣候立場如何搖擺，中國和歐盟都將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合作，雙方都將不斷提振各自的氣候雄心，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同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環境合作方面，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國宣布不再投資新的海外煤電項目，還將大力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低碳能源發展，這將有利于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世界。

“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在國際社會有著廣泛的認同。例如，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稱為“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他認為，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燃料來源、發展新的交通系統和擁抱生態友好的城市化，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將成為體現其全球領導力的一個范例。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皮內洛皮·寇加努·戈德堡（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建議，世界銀行應該在三個具體領域同中國開展合作，其中第一個就是氣候變化。隨著中國民眾收入的增加，他們越來越關注生態環境，中國的領導人也有興趣實施符合生態文明理念的政策。

四、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重要意義的認知

（一）推動中國共產黨生態文明理論成果的更新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一貫重視生態環境方面的工作。英國薩塞克斯大學中國研究專家毛里齊奧·馬里內利（Maurizio Marinelli）回顧了“生態文明”概念在中國的產生與演進。他認為，“生態文明”概念在中國的首次出現是在1985年《光明日報》所發表的一篇譯文中，其中將俄文的“生態文化”翻譯為“生態文明”。中共十八大后，中國對于自然的立場已經從控制自然轉變為旨在優化經濟價值生產和環境服務。不同于以前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意味著反思和積極應對工業增長帶來的挑戰，自然不再是一個要打敗的對手。

德國學者庫恩認為，中國共產黨推進生態文明理論創新具有三方面意義。首先，從自上而下的角度來看，生態文明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塑造中國發展愿景中的作用。其次，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來看，生態文明有助于民眾提高環保意識。再次，從國際角度來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融合了三項嘗試：一是打造領先的、現代化的、綠色的經濟；二是讓中國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參與者，為達成和促進全球重大協議作出貢獻；三是展現一個古老文明國家的風采，尊重并弘揚以中華傳統哲學為基礎的價值觀。

（二）賦予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以實踐性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生態觀，并且在指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形成了豐富的實踐成果。福斯特指出，生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按照自己的革命傳統發展起來的。而西方的研究者則更遠離實踐，一般從事更廣泛、更抽象的理論發展工作。正因如此，在中國誕生的新概念直面問題并付諸實踐，在一定意義上已經不同于其在西方的內涵。

李逸飛和夏竹麗認為，“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它建立在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兩種思想流派基礎之上：生態馬克思主義將自然的商品化理解為可能導致資本主義最終滅亡的矛盾的核心所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則試圖整合傳統與現代的最佳特征。它既是一種哲學思想實驗，也是一種通往人類與生態和諧共生的實踐路徑。因此，“生態文明”使中國能夠進行治理改革和整頓，推動技術創新。

（三）吸收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吸收并發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等理念，使傳統生態智慧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文化滋養。法國比較文化學者何重誼（Jean-Yves Heurtebise）指出，由于中國人認為環境問題源于西方的發展模式，因此，要減少環境風險就有必要限制西方文化的影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這種傳統的生態精神“對于中國人重新占有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的一切是必要的”。丹麥奧爾堡大學規劃系學者芬恩·阿爾勒（Finn Arler）等人也認為，生態文明理念使中華文明中的生態智慧得以重放光彩，傳統的治理智慧借助“生態文明”成為指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還有一些海外學者的研究指出，中國在構建自己的環境理念時吸收了中外長期積淀的知識資源，包括萬物有靈論、整體論、儒家工具論、佛教對生命的關注、道家的順應自然論、社會主義、高級現代主義、全球環保主義等。

以小約翰·柯布（John B.Cobb, Jr.）和大衛·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哲學家看來，認真對待自然和敬畏自然的傳統在中國一直沒有中斷?！八苯佑绊懼袊蛏鷳B文明邁進。這樣一種思想上的優勢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曾具備的”。他們相信，憑借傳統生態文化底蘊和體制優勢，中國最有可能探索出一條既避免西式現代化的弊端，又整合傳統與現代資源的道路，也就是生態文明之路。

（四）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出要把人類活動限制在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這一理念超越了自然與文明之間的張力，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澳大利亞環境哲學家阿倫·蓋爾（Arran Gare）發表的多篇文章均對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表示了肯定。他認為，“生態文明”這一概念在中國獲得了支持、發展和廣泛傳播。他斷言“生態文明只能是社會主義”，“一旦理解了生態文明的全部含義，就應該清楚，沒有必要談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因為在現代世界，生態文明只能是社會主義。事實上，生態文明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的最終失敗及其必然被取代的最終原因；它還闡明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人類應該努力創造什么?！?/p>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政治學博士區吉民（James Oswald）認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顯著成效，體現出“生態文明”作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中國方案的可行性。隨著全球生態問題的日趨嚴峻以及“生態文明”概念的迅速普及，中國的環境治理智慧無疑將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并將為全球生態治理提供有益借鑒。

五、結語

通過梳理相關英文文獻可以發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肯定和贊譽。未來，為進一步提升中國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的國際影響力，有三個方面可以進一步關注。

其一，正確辨識和合理把握海外學者關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性認知。例如，在一些海外學者看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吸收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中共十八大后強化了生態文明要求并付諸有力實踐；中國在治理污染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成績顯著；中國提出“雙碳”目標值得肯定和期待；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一種展望全球和未來的思想，等等。對于這些理性和友好的聲音，我們可以從不同層面加強團結與合作，例如通過聯合舉辦論壇、共同出版論著、創新媒體平臺等一系列方式尋找并擴大海內外共同話語，增強國際社會關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和聲”。

其二，正確辨識和理性反駁海外學者在一些具體議題上存在的誤讀。例如，一些海外學者賦予生態文明以強烈的革命性，認為生態文明應該是一種嶄新的、顛覆性的、轉化性的文明模式。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定位。還有一些海外學者透過后現代主義的棱鏡，把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技術進步對立起來，認為生態文明應當以緩慢的經濟增長來化解生態問題。之所以存在這樣的誤讀，是因為他們沒有關注到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的辯證認識。面對這一類誤解誤讀，要鼓勵國內研究力量參與海外學術對話，在論辯中正本清源，消除海外學界對具體問題的認知隔閡和錯位。

其三，正確辨識和積極回應海外學者關于中國生態文明實踐的疑慮。例如，對于中國的化石能源轉型，雖然主流觀點是肯定的，但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僅僅通過少數指標或某項政策就提出懷疑，或者得出有悖于事實的謬論。針對這種情況，需要主動了解國際社會關切，提升科學研究水平，通過更全面的研究增強說理的科學性，對負面觀點進行有力回擊。通過研究海外不同群體的特質，創新生態文明對外話語體系，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故事、表述，把“自己講”和“別人講”結合起來，把“陳情”和“說理”結合起來，增強中國生態文明話語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

［作者：袁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文章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