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增崠 嚴雯瀚: 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認知與評析

當今世界，風云激蕩。全球公共衛生危機、西方國家騷亂沖突事件持續上演，西方國家治理面臨諸多挑戰，政治極化、民粹主義、種族沖突等社會思潮或事件持續發酵，多重危機加速了世界變局的演進，使得國際秩序發生了重大變化?！皷|升西降”的趨勢正在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的裂變中愈發明顯。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回國參加2017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全體使節時明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概念。在此后一系列重要場合，習近平總書記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關系全局的重大判斷進行了更加深刻的闡述?！鞍倌晡从兄笞兙帧笔菍Ξ斀袷澜缇謩莸目茖W分析，是結合中國發展歷史方位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自這一重大戰略判斷提出起，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逐漸興起并不斷深化。本文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的原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在何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困難和挑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為主線，梳理與評析近年來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狀況。

一、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的原因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反映出當下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巨大變化，構成了一種關于時代特征的歷史性表達?？v觀海外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的原因分析，主要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一）根本原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下的社會生產力的變革

在馬克思看來，“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比祟惿鐣淖兏锟偸前殡S著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更是21世紀的重大時代潮流，它推動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指數式增長和生產形態的顛覆式變革，世界逐漸迎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研究員安東·馬爾金（Anton Malkin）認為，中俄兩國在高科技領域合作的不斷深入是對美國主導的舊有國際秩序的挑戰，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核心技術的研發與運用，社會生產力將高速發展，國際體系可能會迎來重大變局。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教授黃柏農（Pak Nung Wong）指出，美國作為互聯網起源地和網絡技術強國，一直走在互聯網技術的世界前列。然而，隨著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信息技術的大量運用，美國的數字經濟地位可能會受到挑戰。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國際社會遲早會出現多極化、多元化的世界新秩序。南亞智囊團政策對話中心（CPD）執行主任法赫米達·哈頓（Fahmida Khatun）指出，物質生產力發生到一定階段，社會變革的時代就會自然到來?！爱斍疤幱诘谒拇慰萍几锩谋尘跋?，技術進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各國發展間的不平衡，世界正處于變局之中?！庇《葒H經濟關系研究委員會（ICRIER）教授阿皮塔·慕克吉（Arpita Mukherjee）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顧問迪維亞·薩蒂亞（Divya Satija）認為，“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5G電信、協作機器人、量子計算、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出現，全球經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化。先進的機器人技術、虛擬現實和三維打印等技術給生產、分配和消費帶來根本性變化，各國的貿易和投資模式開始改變”，產生了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帶來了國際權力結構的新變局。簡言之，歷次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提升推動人類社會由“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而后進入“信息時代”，當前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世界格局。

（二）直接原因：主權國家的戰略選擇與大國競爭的互動模式

伴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帶來的國際主要力量的新變化，主權國家的戰略選擇與大國競爭的互動模式也推動著百年變局的形成。美國學者肯·巴斯金（Ken Baskin）指出：“西方國家的現代性實現了大部分的愿景，創造了成體系的社會制度、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北M管西方國家取得了許多成功，但其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國際行為制造了一系列危機，原有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改變。西班牙維戈大學阿吉米羅·羅霍·薩爾加多（Argimiro Rojo Salgado）寫道：“當代歐美民主政治危機重重，大國競爭不斷加劇，表明原有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明顯失敗”，而大國間的戰略選擇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決定國家勝負的關鍵因素。德國帕紹大學邁克爾·奧斯瓦爾德（Michael T. Oswald）和埃琳娜·布羅達（Elena Broda）指出，從“特朗普政府對跨大西洋安全提出的挑戰開始，人們便對美國的信任嚴重崩潰”，由于美國采取的“美國優先”戰略嚴重破壞了跨大西洋共同價值觀，這使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在面臨當今世界最大的挑戰和變局。墨西哥國際關系學院伊戈爾·伊斯托明（Igor Istomin）認為，“在中國和印度持續發展的背景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相對衰弱，俄羅斯外交政策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國競爭開始不斷加劇”，大國競爭的加劇和主要國家的互動模式又會推動著世界格局的變化。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教授辜學武指出，國家間的力量再分配是國際關系中的常態，西方國家的戰略選擇和互動模式讓知識分子們普遍意識到，世界并沒有邁向自由民主，而是開啟了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競爭的新時代。近年來，拜登政府上臺后的戰略選擇、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均表明，大國競爭對國際體系的穩定提出了巨大挑戰，深刻影響并推動著權力結構的演變和百年變局的形成。

總體來看，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原因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兩類觀點：一類是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從而推動國際格局的變動；另一類是主權國家的戰略選擇和大國之間的競爭關系導致國際格局的變動。

二、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在何處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卑倌晡从兄笞兙痔N含了過去的歷史積淀，表明了當下的客觀態勢，預示了未來的發展走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核心在“變”，那么究竟“變”在何處？海外學界可謂眾說紛紜?？傮w來看，可以大致梳理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世界經濟格局面臨重大變化

從世界經濟格局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二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這兩個方面力量的對比加劇了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早在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便意識到歷史大變局會帶來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在《時評。1850年1—2月》一文中，馬克思通過研究認為：“世界貿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羅、迦太基和亞歷山大里亞，在中世紀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在現在以前曾經是倫敦和利物浦，而現在則是紐約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萊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馬?！彼赋?，隨著“加利福尼亞的黃金和美國的不斷努力”，資本的逐利性會帶來航運業的發展，而航運業的發展伴隨著貿易的往來，貿易的往來又推動著國際產業的轉移，世界經濟重心為之一變，人類社會由此進入太平洋時代。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量不斷壯大，社會發展水平持續提升，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而發達國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沖擊、挑戰、內外問題頻發，再加上2020年以來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跌宕反復、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影響、全球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等因素，舊有的世界經濟秩序逐步失去動力，“東升西降”的趨勢已然出現。通過對比1978—2022年間世界主要國家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的變化情況，可以更為直觀地展現世界經濟“東升西降”的過程。

如表1所示，1978—2022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主要呈現三大特點：（1）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總量占比逐漸上升。（2）以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占比逐漸下降。（3）2008年以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與影響，西方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大大放緩。世界經濟重心逐漸東移，經濟格局和金融市場正變得越來越不以美國為重心，東西方經濟發展漸趨平衡。

海外人士針對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發表了一系列觀點和看法。美國國防部前副助理部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和美國前歐洲及歐亞事務局助理國務卿韋斯·米切爾（A.Wess Mitchell）認為世界經濟領域的轉變引人注目，美國所面臨的經濟壓力迫切需要將貿易政策的調整提上議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指出，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增長變得不平衡，各國開始設置貿易壁壘，全球經濟進入“放緩”時期，不同國家的民眾生活水平均已經停滯不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會培育出不依靠美國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斷發展壯大的新興市場國家，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僅能夠構建和發展內向型經濟（即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維護其國家經濟主權，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處于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統治能力。印度尼西亞大學學者西爾維婭·奧克塔·普特里（Sylvia Octa Putri）指出，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席卷了幾乎所有國家，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但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積極因素。在他們看來，目前世界經濟格局正在急速演變，未來全球經濟增長重心由歐美發達國家向亞洲乃至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趨勢會愈加明顯。

（二）國際政治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

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盡管當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領先的資本主義強國，但是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政治秩序正面臨著多重挑戰，國際政治格局進入深度調整，多極化趨勢愈發明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得出了關于“西方”走向的結論：“我們正在經歷西方統治500年的結束?！睅啄旰?，他在《世界戰爭與西方的衰落》一書中寫道：“20世紀的故事，有時被詮釋為西方的勝利，甚至連篇累牘地被稱為‘美國的世紀’”，這是西方權力的巔峰時刻，但隨著傳統帝國的瓦解，國家間沖突不斷，許多亞洲國家“在反對西方發展模式上反應非常強烈”，它們憑借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這導致“西方再也無法行使它在1900年時曾經享有的權利”，世界正在由東方重新定向。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也指出，西方世界霸權正在走向終結。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時的多次錯誤選擇，都深深動搖著西方的霸權，而且西方國家極大地低估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法國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等在梳理近幾百年來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史后發現：當前資本所有權高度集中，不公平性顯著增加，財富所得占GDP比重前所未有提高。與之相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后天問題愈發嚴重，貧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興起，社會沖突不斷。對于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皮凱蒂認為會在未來幾年面臨巨大挑戰。埃及開羅大學學者努賽巴·阿什拉夫（Nussaiba Ashraf）指出，在過去的20年里，世界見證了一系列重大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霸權的衰落。美國自“9·11”事件后，政治霸權的指標顯著惡化，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達到頂峰。她認為，美國“面對世界變局就應該放棄自身的霸權，在一個相互承認和團結的世界里接受多樣性、多極化和主權”。從總體情況來看，海外學者普遍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趨勢愈發明顯，國家間的力量對比逐漸趨于平衡。隨著近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事件的接連發生，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所主導的世界格局正趨于式微，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多極化世界體系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

（三）世界文明多樣性趨勢日益明顯

伴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度調整，人類文明迎來了歷史性重構的契機，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面，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呈現出下降態勢。早在20世紀初，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便預言“西方文化最終會走向沒落”。100年后的今天，《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刊文稱，西方價值觀正在逐漸地與世界其他地方漸行漸遠。美國加州大學學者加布里埃拉·塞古拉-巴拉（Gabriela Segura-Ballar）認為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正受到其他非西方因素的影響。她因此指出，“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受到非白人、非基督教者以及威脅西方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其他敵人的威脅”。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貝克爾德（Benedict Beckeld）認為，現階段處在西方國家恐懼和現代文明的衰落之時，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西方文明都在搖搖欲墜，一部分人不僅厭惡自己的國家，還厭惡整個西方文明。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呈現上升態勢。馬克龍認為，當新興市場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之后，它們便會逐步擺脫西方霸權曾經向其灌輸的文化，這就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西方霸權的終結在于文化的衰落。加拿大魁北克大學教授讓-路易·魯瓦（Jean-Louis Roy）指出，“以中國為典型代表的國家的文明復興改變了世界文化版圖”，文化和語言多樣性前所未有，世界其他地區再也不是西方利益在地理上的延伸。同時，出于對中國近年來迅速發展的極度恐慌、對中國道路廣泛影響力的深度焦慮、對自身國家衰落的過度擔憂，2017年1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發表了一份題為《銳實力：崛起的“威權勢力”》的研究報告，通過提出并炒作所謂“銳實力”概念，污蔑中國正常開展的對外傳播和人文交流。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副總裁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高級專家杰西卡·路德維希（Jessica Ludwig）指出，中國的發展在思想上、文化上不斷對西方統治力量進行沖擊。盡管“銳實力論”儼然是西方戰略界和外交政策界針對當前中國文化的污名化，但從側面也可以看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世界文明多樣性趨勢愈發明顯。

（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塑世界格局

每一輪科技革命總能帶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進而引發社會的變革。按照舊有的發展規律，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通常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卻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中憑借著自身強大的韌性和創新能力迎頭趕上。

首先，科技的變遷和產業的進步促進了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為，技術發明“會讓經濟進入擴張的新階段，又稱為創新浪潮或者創新長波”。目前，人類社會通過先進科學技術搭建了一個日益龐大的數字世界，全球面臨著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數字經濟發展之快、覆蓋面之廣、影響力之大前所未有。

其次，科技進步引發了社會變革。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認為，技術代表了社會轉型的能力，科學技術革命滲透了人類活動的全部領域，它加速、引導和塑造了科學技術范式，并引出相關的社會形式，它建構了新的社會形態。

最后，科技創新改變國際分工，重塑了國際政治格局。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寫道，本輪科技革命在改變世界力量對比中的作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印度學者莫漢·馬里（Mohan Mali）認為，技術發展、戰爭、經濟變革是影響國際政治格局的三大因素，深層次看，戰爭與經濟變革實際都離不開技術。

綜上，科技革命與國際格局之間的邏輯關系是：科技革命首先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其次引導了社會的巨大變革，最后推動了國際政治版圖的變化，進而導致國際格局的變遷。當下，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飛速發展將世界推入到一個高度“智能化”的時代，智能革命正在使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轉型。

（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加速推進

以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為動因，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正在出現裂變。冷戰后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逐漸改變，多強力量相對上升、一超力量相對下降。

一方面，國際秩序的調整使全球治理體系的變化成為必然。澳大利亞歷史學者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R. Copley）指出，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已經轉變到必須重新考慮所有戰略假設的地步，以美國主導的和平體系的崩潰并不是由其他國家所決定的，這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和西方體系自身的弊病所決定的?？虏兔浊袪栒J為，美國正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爭，爭論的焦點是誰將決定21世紀世界的運作方式。印度尼赫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迪帕克·納亞爾（Deepak Nayyar）認為金磚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將成為在全球治理中崛起的重要主體。

另一方面，全球化問題與挑戰迫使全球治理體系需要從“以國家中心”向“多極化”轉變，多邊主義成為全球治理的一種方式。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赫里爾（Andrew Hurrell）認為，多邊主義可以讓成員們擁有通過集體合作來推進的共同利益，也降低了他們在“‘世界應當如何秩序化’這一問題上產生沖突的程度”。英國劍橋大學學者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和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學者摩根·羅西爾（Morgane Rosier）指出，面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下全球合作的失敗，“多邊的、基于規則的治理是有效提供國際‘共同利益’的唯一途徑”。英國薩里大學國際關系學副教授西蒙·柯蒂斯（Simon Curtis）認為：“國際社會長期以來一直在解決集體政治秩序問題，但現在似乎未能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安全和金融不穩定等跨國挑戰。因此，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折中方案，它涉及公共和私人行為者的融合或重新調整，能夠為國家一直缺乏的集體行動問題提供解決方案?！?/p>

三、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國際形勢變亂交織。雖然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是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相關研究，大體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衰落

按照國際社會的共識，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主要是從自由主義角度出發，由西方占據主導地位，宣揚其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但如今，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歐美國家不盡如人意的表現將自由主義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徹底暴露出來，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不斷衰落。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高速發展奇跡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凱瑟琳·莫頓（Katherine Morton）認為：“人們經?？浯笾袊谌虻挠绊懥?，這往往與人們對西方秩序不斷衰落產生的擔憂有著很大的關系?！薄靶尬舻椎孪葳濉备拍畹奶岢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單極世界已經過去”，中國的高速發展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那種以為其他國家只會等著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覺也應隨之破滅”。

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行為如“退群”事件、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糟糕表現等引發了公眾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懷疑，加速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衰落。如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昌（Charles A.Kupchan）認為，國內外事態的發展使美國公眾越來越懷疑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他們認為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走到盡頭，需要被拋棄。又如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無法像20世紀那樣延續下去?！倍砹_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網絡項目負責人娜塔莉婭·洛馬什基娜（Natalia Romashkina）也持類似觀點，她認為自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發生之后，事態有了前所未有的轉變，這清楚地表明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下國家治理和應急機制等治理能力嚴重欠缺。時至今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正陷入政治極化的怪圈，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逐步衰落。隨著百年變局的深刻影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登上世界舞臺，國際格局進入動蕩調整期，新型世界秩序正加速演進。

（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頭

當前，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動蕩頻發，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主要呈現為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政治領域的孤立主義、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社會領域的民粹主義和生態領域的帝國主義等錯誤思潮。

一是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保爾（T.V.Paul）寫道：“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美國和其他國家采取的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逆全球化進程愈演愈烈?！倍钦晤I域的孤立主義。庫普昌指出，權力與伙伴關系之間的自由主義契約正成為孤立主義與單邊主義結合的犧牲品。美國一直在遠離世界，這增加了這樣的前景：該國的孤立主義可能是其未來的前奏。三是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印度甘地國家開放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阿卜杜勒·馬吉德·達爾（Abdul Maajid Dar）認為，民族主義現象不利于民主、繁榮和個人權利，因為前者為了實現國家的更大利益而犧牲后者。四是社會領域的民粹主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和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指出，民粹主義嚴重影響了全球化的進程，國家管理不善背后是社會領域內民粹主義的現象眾多，大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搞砸了應對措施。五是生態領域的帝國主義。英國利茲大學學者休·戴爾（Hugh Dyer）指出，“生態帝國主義”是新帝國主義操縱政治經濟的簡寫，它比傳統帝國主義更直接進行干預和違法行為，是以環境保護的名義實施潛在的非法行為?？偟膩碚f，西方逆全球化思潮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內在矛盾激化的產物，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遏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采取壟斷手段的消極影響，這是當下百年變局所面臨的挑戰之一。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機

近年來，國外學界針對西方大部分民主國家出現的政治體制危機與困境主要持兩種觀點。

一是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現有的民主制度不能指明國家的前進道路。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系教授理查德·本塞爾（Richard Bensel）認為，民主國家總是聲稱它們的權威取決于代議制機構表達的“人民意志”，但從事實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只是簡單的程序民主，本質上是少數人的民主，只反映少數人的意志，所以西方民主制度無法實現。詹姆斯認為，人們在1970年代便對民主的可行性產生了普遍懷疑，而今天，世界經歷了同樣復雜的多重危機，人們對民主制度的懷疑只增不減。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與經濟學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指出，自“9·11”事件后，美國政府表面上捍衛民主，但其實際行動給民主帶來的影響卻是消極的?！懊裰髡诮洑v危機，民主所需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正被日益原子化的社會進一步破壞，人們擔心自身所面臨的民主只是形式民主而非實質民主?！泵绹び妊芯恐行挠?021年11月公布的全球民調結果顯示：在發達國家，很少有人將美國民主視為可效仿的榜樣。

二是部分學者認為民主國家所采取的現行政策與措施無濟于事。美國密蘇里大學教授斯蒂芬·格雷夫斯（Stephen Graves）指出：“當代美國社會的現狀使人們重新審視精英領導的責任和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泵绹敶髮W學者弗朗西斯·麥考爾·羅森布魯斯（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認為，“無論我們了解多少不同背景下的選民偏好，政治家們都無法保證長期實施對大多數選民有利的政策”，政治家所采取的政策只是虛有其表。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律系教授阿齊茲·胡可（Aziz Z.Huq）認為，關于最高法院與國家民主機制的辯論自2020年選舉以來愈演愈烈，人們對法院、對國家民主有著深深的擔憂。通過梳理以上文獻可以發現，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病不斷凸顯，日益表現出衰微的趨勢，越來越難以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與國內外的相關訴求。

（四）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治理也迎來一系列難題和挑戰：非傳統安全領域規則依然薄弱；聯合國治理效能減弱；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緊迫；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事件頻發。格奧爾基耶娃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世界變得更加富裕，但也更加脆弱。烏克蘭危機痛苦地表明，我們不能把和平視為理所當然。致命的流行病和氣候災難提醒我們，生命在自然力面前是多么脆弱。人工智能等重大技術變革為未來的發展帶來了希望，但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庇＝蜓芯考瘓F學者克里斯·阿波特（Chris Abbott）等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幾大危險：歧視、全球貧困、大多數世界債務、傳染病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相互作用、貧富差距的日益加深等。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等認為，全球治理正在出現“僵局”，它的決策程序已經失調，而各類組織的激增使制度架構更加分散，這些進程共同阻礙了全球合作。意大利卡塔尼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福爾維奧·阿蒂納（Fulvio Attinà）認為，世界秩序當前正處于轉型期，世界大國之間的沖突日益增多，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由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而今全球性問題不斷，舊有的政治、貿易、金融和安全政策逐漸失去合法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里曼研究所主任亞歷山大·科利（Alexander Cooley）認為，多種跡象表明全球治理體系存在危機，如應對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時不協調的國際反應、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復蘇，以及國家邊界的僵化等，都預示著全球治理體系的脆弱性。當前全球局勢波譎云詭、暗流涌動，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沖擊和挑戰短期內不會消散，國際社會亟待著眼共同利益，調整治理機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四、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

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邁向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變革。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既是世界出現大變局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未來世界走向的重要國家。與西方窮兵黷武式的發展道路不同，中國開辟了一條和平發展道路。對此，海外學者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部分海外學者從樂觀的角度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展開了探討。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的發展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積極因素，中國并不想稱強稱霸，而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動現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改革與完善。美國學者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認為，中國的發展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它的發展證明了世界的多極化，中國不想取代任何國家。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寫道：“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但與西方不同，對外擴張不是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辈ㄌm前副總理格熱戈日·科沃德科（Grzegorz W.Ko?odko）指出，中國的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的重新調整，而這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參與。美國芝加哥大學保爾森研究所研究員奈爾·托馬斯（Neil Thomas）認為：“中國的發展并不謀求霸權或世界支配地位，中國與國際秩序的良好互動是因為這樣做符合其本國人民和全人類的利益，美國應該接受中國的發展?！钡聡翱偫砗諣柲绿亍な┟芴兀℉elmut Schmidt）以其30多年與中國領導人面對面接觸的親身經歷試圖給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他認為，一部分歐洲人基于美式偏見從反面評價中國發展，從道義上指責中國人，這都是不對的，中國在和平發展的路上變得更加民主，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多數情況是因為西方的無知，但也出于西方的傲慢。

與此同時，一部分海外學者出于本國利益，傾向于對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中國與世界關系等問題進行更加謹慎的評估。早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地緣戰略理論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預測道，“中國的區域勢力范圍很可能成為歐亞大陸未來的一部分”，這是“勢必的”，又符合美國在“穩定、多元的歐亞大陸”中的利益。布熱津斯基對中國勢力范圍的愿景純粹是基于在美國占主導地位下將中國發展僅僅視為美國實現地緣戰略中一環的考量。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本杰明·扎拉（Benjamin Zala）認為，當代世人對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有著不同看法，但都是基于在維持舊國際秩序的前提下接受中國為發展大國。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青山瑠妙（Aoyama Rumi）指出，“自2012年至今的10年間，中國的內政和外交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全球范圍內，中美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對中國的不信任，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

不能否認的是，仍有一些海外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持有負面認知。一方面是對中國發展深層動因的誤讀和曲解。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史蒂文·沃德（Steven Ward）認為，中國通過主張其“核心利益”，希望獲得與美國一定程度的地位平等。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威廉·卡拉漢（William A. Callahan）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利用經濟杠桿在亞洲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命運共同體，進而使中國成為制定全球治理游戲規則的規范性大國”。另一方面是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發展將挑戰世界秩序的思維定勢和偏見。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其發布的《新印太戰略報告》中污蔑中國“在印太地區尋求勢力范圍，并試圖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大國”。2022年5月，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的演講中，將中國視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最嚴重的長期挑戰，并表示美國政府此后將致力于“塑造中國的外部戰略環境”。

對于世界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處于轉折的“十字路口”，未來的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可能性；對于西方國家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舉措在于重塑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協調合作的新秩序；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中國將始終致力于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五、總體評析

當前，海外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注點主要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原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在何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等?？梢钥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海外學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復雜心理和不同態度，既對變局中的危機與挑戰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擔憂，也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持肯定態度。概而言之，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海外學者認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客觀性，充分肯定當前中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大戰略判斷提出以來，海外學者分別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不同研究領域對此進行了研究，呈現出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內容不斷豐富等特點，這充分體現出海外學者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事實的肯定。從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海外學者更多地關注到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領域取得的一系列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變革。這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在面臨百年變局、適應新的歷史方位、解決新矛盾的過程中持續發力、攻堅克難，取得的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果。

二是海外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原因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學者的研究領域和學科背景相異、立場觀點不同，對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原因分析也會有所不同?？傮w來看，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原因的討論，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生產力高速發展導致科學技術的變革，從而推動了國際格局的變動。另一類觀點則從國際格局變化的角度出發，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發生置于國際格局下進行討論，其中尤為關注中國的發展、中國與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變化。

三是部分海外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后的中國與西方傳統大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有著復雜的心理。就目前所見的文獻而言，部分海外學者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表述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錯誤看法和解讀，如將中國的發展看作是對現有西方秩序的威脅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素，海外學者言論的出發點是基于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此，他們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難免囿于自身的立場角度，對中國與西方、中國與世界關系作出了有失客觀公正的誤判。

需要指出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國人民對中國了解的深入，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價值的海外學者會逐漸增多。因此，一方面，我們在積極加強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可親可敬可愛中國形象的同時，保持戰略定力、堅定歷史自信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針對美西方媒體、學術界、政界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懷疑甚至抵觸情緒，我們要錨定目標堅定信心、凝心聚力謀發展；深刻認識世界之變，推動中國在國際秩序的調整中作出更大貢獻；深刻認識時代之變，在歷史演進中更加自覺肩負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使命；深刻認識歷史之變，以高度的歷史主動精神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敝袊鼞敵浞肿プ鹇詸C遇期，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在大變局中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影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并提供不竭動力。我們既要清楚認識大變局下的復雜態勢，也要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定力，堅持胸懷天下，力所能及在國際上展現大國擔當，引領百年變局朝著有利于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方向推進。我們既要樹立大歷史觀，從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又要樹立全球視野，從風云激蕩的世界變局中提出與之對應的戰略策略，緊扣時代脈搏，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作者：楊增崠、嚴雯瀚，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文章發表在《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