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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達陽 陳雪蓮:新時代海外鄧小平研究評析

            作者:王達陽 陳雪蓮 | 發布時間:2024年07月02日 |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24年第2期 | 字體放大 | 字體縮小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取得新成就、呈現新特點,進一步激發了國際學界研究中國問題、解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力。由于鄧小平及其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對當代中國影響至深,國際學界的鄧小平研究保持了持續更新態勢,推出了一批資料翔實、視角新穎的研究成果。海外鄧小平研究為我國國內的鄧小平研究提供了以他者角度反觀自我、以世界眼光博采眾長的新視角。本文將國際學界有關鄧小平研究的重要著述加以整理分析,旨在拓寬國內鄧小平研究的視野,進一步深化鄧小平研究。

            一、海外中國研究中的鄧小平研究新動態

            從國際學界研究成果來看,鄧小平研究熱度不減,研究陣容不斷壯大。一方面,眾多國際知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持續關注鄧小平和改革開放,不斷有新著問世。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大衛·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所著的《跟隨領導人:治理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一書于2014年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剖析了自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中國極其特殊的發展歷程,探討了中國國內政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學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合著的《鄧小平:革命人生》(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一書201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傳記作品,資料比較翔實、完整。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高龍江(John W. Garver)所著的《中國的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史》(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800多頁、近百萬字,被蘭普頓贊為西方世界關于中國對外關系“最完整、最平衡、最與時俱進的著作”,其中對鄧小平內政與外交互動的過程進行了翔實的考察。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羅納德·基思(Ronald C. Keith)于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出版了他的新著《鄧小平與中國的外交政策》(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這是一本集傳記、歷史、意識形態、外交為一體的著作,通過對鄧小平的思想、人格、決策邏輯的刻畫,來展現他職業生涯中的外交決策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影響了世界。另外,美國波士頓大學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重新思考中國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哈佛大學托尼·賽奇(Tony Saich)的《從革命者到執政者:中國共產黨一百年》(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喬治·華盛頓大學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中國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China’s Leaders: From Mao to Now)等一批著作均于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面世,從更廣闊的視野分析了鄧小平帶領中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的歷程。除了專著外,這些學者持續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戰略研究季刊》(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等重要期刊發表關于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研究論文。這些資深學者持續推出的新成果反映了鄧小平研究的熱度不減。

            另一方面,不少新銳學者和新研究機構也加入鄧小平研究的隊伍,從共產黨人的領導力、長周期外交決策、減貧努力等新視角切入,采用質性、量化等研究方法對鄧小平生平思想展開視角獨特的分析。例如,哈佛大學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2015年出版的專著《影子冷戰:中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闡述了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的背景、內容和影響。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洪源遠(Yuen Yuen Ang)在《中國季刊》發表研究文章,分析鄧小平如何通過設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地區等戰略實現國內經濟“雁行”發展的愿景。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朱利安·葛維茲(Julian Gewirtz)在2017年出版的專著《不可能的伙伴:中國改革家、西方經濟學家與全球化中國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講述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人們如何將目光投向國外尋求經濟援助、實現中國與西方富有成效的交流的故事。

            總的來說,新時代以來國際學界關于鄧小平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更為關注鄧小平在歷史連續性與變化性中的角色,以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而且不斷引入新視角、使用新方法,推動鄧小平研究持續深入。

            二、新時代海外鄧小平研究的議題分布

            新時代,海外鄧小平研究的相關學者圍繞鄧小平的政治風格、政治主張和改革策略等議題形成了一批有影響力、有創新觀點的學術成果,多維度刻畫鄧小平作為改革者的形象,探討改革開放一系列政策的邏輯和影響,解讀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驗。

            (一)鄧小平的政治風格

            近年來,國際學界探討了鄧小平的政治風格,主要聚焦其對現實中國政治的影響。

            1.務實的風格。國際學界普遍認為,鄧小平最突出的政治風格是“務實”,如有學者稱,“鄧小平在與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有關的所有政策領域都以‘實用主義’著稱”。近年來,許多海外學者對鄧小平以“務實”為特征的政治風格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沈大偉認為,鄧小平務實的領導藝術和政治風格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鄧小平是“務實的改革者”,允許人民自己改造中國?!八幸环N天賦,能夠容忍并利用古老的傳統來達到現代的目的。他挖掘了所有中國人基因中深藏的創業精神。僅這一點就釋放了中國農村和城市潛在的活力,激發了持續至今的巨大的經濟繁榮,并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钡诙?,鄧小平屬于宏觀管理的世界級領導人,而不是微觀管理者。他善于將廣泛的指示轉化為具體政策,并安排黨和政府的機構來執行這些政策。第三,鄧小平在決策上更偏向于集體和共識導向,因此工作方式比較團結、果斷和活躍。第四,鄧小平傾向于系統地、經驗地處理政策問題,堅持從顧問那里得到精確和實質性的建議。第五,鄧小平對世界事務的復雜性有很好的理解,他一生都致力于建立一個強大而有尊嚴的中國,同時在這一追求中讓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體系。洪源遠在研究中分析了鄧小平務實風格的一個具體體現:他提出了評估成功的新標準“實事求是”,即如果一個特定的戰略能夠解決饑餓問題,創造就業機會,為國家創造財富,那么這個戰略就是成功的。高龍江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務實政策的基礎,這意味著要承認中國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個貧窮和脆弱的國家,如果要實現繁榮和強大,必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基思對西方學界關于鄧小平“實用主義”的評價做了辯證分析。他指出,鄧小平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者”,而是一個有理想的堅強領袖,他的“實用主義”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一起,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制定包括外交政策在內的所有政策。他認為,鄧小平的務實風格體現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令人難以置信的靈活性:為捍衛中國國家利益從不退縮,謹慎又果斷;但“在實現自己的理想時,鄧小平是一個‘老兵’,他不會把自己扔到敵人的鋼墻上,做出徒勞的反抗姿態”。

            2.制度主義者。傅士卓認為,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確實推行了一些制度化的舉措,希望通過規范黨的程序,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能夠帶來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但他更注重執行列寧主義的政黨制度,通過“黨管干部”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實現領導,制度化特征其實不夠明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則認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一直注重職業化和職能專業化,這是其韌性(resilience)的來源。沈大偉明確把鄧小平定義為“制度主義者”并進一步分析指出,鄧小平警惕官僚機構發展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這種行為所導致的內部僵化;他要求黨和國家的所有機構都要有活力、能動性和響應性;他啟動行政體制改革,精簡機構、下放權力,通過增強行政機構的能力來增強黨和國家的能力。

            3.個性特征。蘭普頓指出,當需要作出戰略決策時,一旦鄧小平征求了有影響力的同事的意見,他就會采取果斷的行動。他決策的規模和范圍往往是巨大的。除了開啟經濟改革,鄧小平還作出了其他關鍵的抉擇:成功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提升中國國際地位;打開國門,學習國際先進經驗,鼓勵年輕人出國,讓比較優勢、貿易和教育發揮魔力,等等。美國空軍戰爭學院張曉明(Xiaoming Zhang)指出,鄧小平的人格力量在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性格,正如毛澤東所描述的,像鋼鐵一樣,不愿妥協。在追求中國國家利益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擁有并展現出一種潛在的堅韌。美國蘭德公司在報告中指出,鄧小平在決策時能“確??陀^性,直面復雜性”。

            (二)鄧小平的政治主張

            鄧小平為推進改革開放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新時代以來國際學界對鄧小平的這一系列政治主張的政策目標、實施機制和現實影響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1.堅持黨的領導。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對鄧小平關于堅持黨的領導的思考進行了研究。賽奇指出,鄧小平1979年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確立了一個統一全黨的立場,這個講話為黨內與黨外的行為劃定了界限,目的在于“確保穩定,不允許改革淪為混亂”。沈大偉認為,對鄧小平來說,有一件事比其他一切都重要:黨。鄧小平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心工作。在改革初期他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從那以后,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的主導地位和作用不斷加強,一直延續到今天。鄧小平的改革旨在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保持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喬治·華盛頓大學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指出,鄧小平認為經濟改革對于恢復黨的合法性至關重要。

            2.用人導向改革。國際學界從改革開放政策與干部制度改革互動的角度探討了鄧小平的用人導向。傅士卓指出,鄧小平對干部的要求,不僅著眼于復興經濟,而且著眼于改革的長期穩定;鄧小平對提拔年輕干部感興趣,他認為年輕干部受過更好的訓練,更愿意改革。1985年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就是為了“確保改革的未來”,使改革“在更廣泛的政治精英中有顯著的連續性”。美國橋港大學魏春娟(Chunjuan Nancy Wei)指出,為推進改革,鄧小平實行了任人唯賢的晉升制度,著力給那些“更年輕、有革命精神、受教育程度更高、受過更好技術訓練”的人提供機會。這一改革既確保了對黨的忠誠,又保證了干部的技術能力。哈佛大學陳浩(Hao Chen)等學者在使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提供的干部數據后發現,鄧小平等改革派領導人為了推動改革,更依賴于啟用新人,因為新的干部更年輕,受過更好的教育,且被認為會更擁護改革。

            3.外交思想。對于中國是不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國際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有觀點認為,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事實力的上升,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具有挑戰性的外交問題時,必然不會再“低調外交”,而是會更為自信。有學者使用“中國幻想”(the China Fantasy)批評國際社會與中國的接觸,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與此不同,大量學者持中立立場,他們通過研究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和決策思路來透視中國外交的邏輯,預測中國政策走向。他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是保持和平與有利的外部環境,以便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社會,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而不是爭霸或破壞秩序。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在“獨立自主”的框架下,“中國適度地融入不斷變化的世界,同時專注國內經濟發展”,這一外交政策的結構特征和基本定性,仍然是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這些研究有力地駁斥了“中國威脅論”等不實噪音。蘭普頓指出,在中國,治國之道始終是首先確定國家所處的時代。他認為,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轉變,是鄧小平作出的最重要的戰略論斷,這使中國能夠“向別人學習并參與全球經濟”,“將稀缺的資源集中在國內投資上,并降低了中國大多數鄰國的焦慮程度,從而使區域環境更加寬松”。弗吉尼亞大學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amck)認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是中國共產黨更加關注國內挑戰的自然結果。

            (三)鄧小平的改革策略

            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對西方政治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黑天鵝’的挑戰”。國際學界對鄧小平改革的特點和策略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期解讀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快速脫貧的“奇跡”。

            1.試驗性改革。有學者認為,中國成功應對挑戰可以從鄧小平改革的漸進性、試驗性得到解釋。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創始人、特里爾大學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在《紅天鵝:中國獨特的治理和制度創新》(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一書中指出,鄧小平承認地區差異,推動地方試驗和模式多樣化,大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開拓精神。魏春娟指出,由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成功轉型沒有先驗的路線或藍圖,中國必須“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鼓勵中國人通過試驗形成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允許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同時起作用。洪源遠用“有指揮的即興發揮”來解釋這種試驗性:鄧小平提供了一系列條件,賦予地方政府和市場參與者以自主發展的權力。正是這些基層參與者即興創作了許多特定的解決方案,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問題,這些不同的變化軌跡相互滲透,累積起來徹底改變了整個政治經濟。葛維茲則從思想上的包容和兼收并蓄來解釋這種試驗性。葛維茲強調,中國與西方思想的碰撞必須被理解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核心因素。中國在這一時期取得如此巨大進步的一個關鍵但未被充分認識的原因是,非常開放地從世界各地尋找最好的想法,并將其應用到中國實踐中。這一開放源自1978年鄧小平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其結果是,中國成為一個由市場力量推動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在全球舞臺上取得重要成就。

            2.阻力最小模式?!笆袌觥焙汀吧鐣髁x”的并存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早在中國改革之初,就有國際人士指出:世界上還沒有別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如果你們成功了,就將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聚焦中國如何成功實現這一點,新時代以來國際學界討論了鄧小平從阻力最小的地方突破改革的政治智慧。美國密歇根大學丹·斯萊特(Dan Slater)等學者認為,鄧小平采取了三項措施保證這個過程順利實施:首先是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其次是重建黨的機構,把中國共產黨打造成“一個強大的改革派聯盟”;再次是把穩定放在優先地位。這樣的改革有一個特點:社會主義原則繼續指導中國的發展——中國仍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經濟實用主義則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進程。同時,為了實現經濟發展,中國謹慎地開始向國際經濟敞開大門,并整合符合市場取向的經濟政策,努力將內向型增長模式轉變為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模式。還有學者指出,鄧小平的改革從增量經濟而非存量經濟著手,阻力較小。洪源遠評述了加州大學圣地亞戈分校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為中國改革所貼的標簽——“計劃外增長”,即中國改革是從計劃經濟之外開始的。狄忠蒲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像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一樣立即廢除計劃經濟,而是在少數“經濟特區”試驗市場和私有制,其余的經濟則在中央計劃下運行,這使中國通過漸進的改革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

            3.與外部共生,以開放推動改革。北京大學歷史系外籍教授法恩瑞 (Enrico Fardella)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把毛澤東的“對西方開放”進一步提升為“與西方共生”,將中國的內部發展與國際市場的合作聯系起來。沈大偉指出,鄧小平是一位經濟國際主義者,他認為中國的國內經濟發展必須與外貿、國外投資和互動的開放聯系在一起。在具體政策上,鄧小平提出建立經濟特區,接受外國投資,接受外國援助,發展出口驅動型工業并在此基礎上大幅度擴大對外貿易。開放也延伸到教育領域,即派遣大量的學生、學者和科研人員到國外接受培訓,同時向外國學生、研究人員和教師更廣泛地開放中國的大學。

            三、新時代海外鄧小平研究的新特點

            新時代,國際學界關于鄧小平的研究成果豐富,研究領域和視野開闊,分析深度不斷增加?,F有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通過聚焦政治領袖風格的差異性和連續性來探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蘭普頓指出,鄧小平重返國內和國際舞臺是中國改革時代開始的日子,開啟了中國非凡的發展歷程。他認為,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對中國治理及其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的看法既有連續性,也有巨大變化,這種連續性和變化性是理解中國現實的關鍵。潘佐夫指出,鄧小平發起的市場經濟改革引發了今天全世界開始談論“中國奇跡”的局面,他的偉大成就之一是使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50%,他還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融入國際體系的道路??偟膩碚f,鄧小平是獨特的革命家和改革者,他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重塑了中國。沈大偉通過比較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的領導風格和策略,分析他們如何在國際國內塑造了今天的中國。沈大偉指出,中國共產黨風格的延續性首先表現在鄧小平等領導人身上的很多共性,包括:提倡誠實、清潔生活、節儉、反對腐敗以及其他傳統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紀律、反對派性,強調黨指揮槍;深受中國傳統政治和歷史文化的影響,強調儒家傳統的人文關懷等;加強經濟建設,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尊嚴,并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試圖在制度上不斷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致力于減少社會貧困和不平等,提高識字率和教育水平,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社會弊端,維護社會穩定。中國共產黨風格的延續性還體現在領導人所采取的政策的連續性上。波蘭前副總理格澤高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詳細比較了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各自國內實行政治領導的時間、掌控力、影響力等異同,以此說明為何中國在發展和追趕發達經濟體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而蘇聯的成就卻非常有限。

            二是把鄧小平放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進程中進行研究,以此分析當前中國國家發展的動力來源、發展邏輯,以及相關政策的連續性和變化性。這是近年來海外鄧小平研究的主要變化,主要體現為:從一般性介紹和解釋鄧小平及改革開放,轉變為更深入地分析決策過程、思考邏輯;從將鄧小平和改革開放作為一個單獨對象進行研究,轉變為將鄧小平和改革開放作為一個案例、置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長河中進行比較,從而分析鄧小平的現實影響、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機制。海外學者的主要研究角度是通過分析鄧小平決策的現實影響力來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延續性。蘭普頓指出,鄧小平最重要的七個“關鍵的戰略性決策”仍具有巨大的國內和國際影響。這些決策分別是: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采用實用主義的改革方法,采用物質激勵和市場的方式發展經濟,實行計劃生育的人口政策,重視人才、提高人口素質,堅決維護黨的領導,領導國家從自給自足到比較優勢和相互依存。韓博天將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試點與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試點過程進行對比分析后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政策形成過程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相比,有大體連貫性。這一發現支持了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觀點,即“中國革命傳統中的某些因素實際上推動了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實行”。

            三是引入新資料、新視角,挖掘一手素材,以分析鄧小平的政治思想和決策風格。新時代,海外學者在鄧小平研究中充分使用最新的中國共產黨官方文獻,如領導人年譜和回憶錄,并不斷挖掘第一手的新素材,如訪談、口述史資料、田野調查等,綜合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多學科方法和交叉研究范式,推進研究的深入發展。蘭普頓的《跟隨領導人:治理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書“基于對558位中國人的采訪、案例研究和大量文件,描述了自鄧小平1977年復出以來中國非凡的發展歷程,考察了國內政治、外交關系、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軍民關系以及中國式的談判方式”。潘佐夫在《鄧小平:革命人生》一書的序言中特別指出,這本書“以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國際共運的解密檔案為基礎。這些檔案資料的核心部分包括以前未經查閱的大量的個人資料”,尤其是西方的其他鄧小平研究者極少接觸或使用的蘇聯檔案。對大量素材的挖掘使得這一時期的鄧小平研究對核心文本的解讀和重要細節的把握更為客觀,對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決策、政策過程、鄧小平的個性等刻畫得更為精細,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邏輯、政策走向把握得更加深入。

            四、結語

            鄧小平是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人物。新時代,鄧小平研究作為海外中國研究的重要領域持續活躍,學者們對鄧小平的政治風格、政治主張和政治策略給予充分重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歷史分析、善用比較分析、充分挖掘史料,從而進一步豐富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對中國的改革邏輯和國家政策走向有了更深入的分析。

            但是,國際學界關于鄧小平的前述研究也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范式上存在意識形態偏見。一方面,有的學者從權力斗爭、權力平衡和再分配等角度看待中國正常的領導層更替、政策變革,或者機械割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這并不符合實際。另一方面,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中國事務的獨立性和內在延續性,但囿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許多學者仍然以“威權”“民主轉型”等范式分析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解讀中國政治的特點。其次,研究的系統性不足。海外鄧小平研究不斷引入新視角、新資料,同時,一些以前比較邊緣的話題也進入了研究視野,這使得研究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學科專業性得到提升。然而,這也導致關于鄧小平的研究變得過于細碎,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鄧小平作整體總結和概括的研究較少,研究的系統性、宏觀性、概括性較此前有所下降。最后,出現一定的學術政治化現象。海外鄧小平研究一直有關注現實、回應時代命題的優點,但也由于歐美學術環境的變化,一些智庫和部分新生代、中生代學者過度注重為現實政治服務,提出了一些極端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

            海外鄧小平研究為國內學界“通過他者認識自我”和從時代角度看待鄧小平提供了新視角。全面辨析海外鄧小平研究的研究動向,掌握有關學者的研究專長、研究方法與主要觀點,有針對性地積極運用、批判吸收國際學界關于鄧小平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進國內的鄧小平研究和改革開放史研究,以更好地回答時代課題、講好中國故事。

            [王達陽: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陳雪蓮(通訊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文章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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