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佳可：2022年日本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若干熱點回顧及特點分析

一、2022年日本學界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熱點議題

（一）中國的經濟政策及經濟發展前景

中國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且自2007年起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日本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對象國。2022年，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與中日經濟關系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因而中國的經濟政策及經濟發展前景成為日本學界最為關注的年度研究熱點議題。

1.關于中國的經濟政策

在較為宏觀的層面上，日本學界圍繞“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薄爸袊浆F代化”等高頻關鍵詞展開了積極研討。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伊藤亞圣指出，“新發展階段”代表領導層對現狀的認識，“共同富?！贝砟繕?，“國內大循環”代表基于國內外環境采取的手段?！皣鴥却笱h”這一表述最早是在2020年5月提出的，這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認識到有必要對國家戰略進行重新調整，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對于地域保護性的“區域小循環”的警惕。對于“新發展階段”，日本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解讀。伊藤亞圣認為，這一表述并不意味著中國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脫離出來，也不意味著偏離過去的路線。而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對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當今中國領導人重視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再是鄧小平時期提出的改革開放型發展，而是注重共同富裕的“共同”，以及注重內需與國內循環的“發展”。

圍繞“共同富?！边@一概念，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加茂具樹認為，中國的領導層已經注意到中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從過去追求“量的富?！钡浆F在追求“質的富?！?。近年來，“共同富?！边@一概念之所以被反復提及，正反映出中國領導層為了證明中國有能力應對社會追求“質的富?！钡男伦兓?。大和綜合研究所經濟調查部長齋藤尚登指出，中共二十大報告沒有在今后5年的目標任務中提到“共同富?！?，而是放在以10年、20年為時間軸的“中國式現代化”中，這表明中國領導層并不追求在短期內取得成效，而是將其作為一項長期政策來對待。

在具體政策領域，2022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后，野村綜合研究所金融數字商務研究部高級研究員神宮健從四個層面對會議進行了解讀，分析了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方向。一是整體上繼續注重國內需求，為此政府將積極提高消費者心理預期。二是在財政方面，政府注重財政的可持續性，慎重發行地方專項債；在金融方面，比起全面放寬更注重結構性放寬。財政和金融政策大力支援中小微企業、新能源、科技領域，這是中國構建不依賴國外的供應鏈的一環。三是經濟發展更依賴個人消費，強調提高消費者意愿。四是預計2023年政府會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房地產市場提供政策支持，謀求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2. 關于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及應對建議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強調要有效防范化解優質頭部房企風險、金融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高度重視就業，強調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從戰略高度謀劃好、解決好就業問題。日本學界同樣關注上述問題，并就相關議題作了探討。

針對防范房地產業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問題，日本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瀨口清之認為，若中國房地產市場長期停滯，可能會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一二線城市房價總體保持穩定，能夠避免20世紀90年代日本那樣的泡沫經濟崩潰。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房價長期走低，多數三四線城市將面臨財政收入不足和中小型金融機構破產的風險；地方經濟長期停滯會給中央財政帶來壓力；鋼材水泥等大宗原材料產品需求減少，規模數量型需求擴張動力趨于減弱。大和綜合研究所的研究報告認為，與日本等過去出現過房地產泡沫危機的國家相比，中國雖然在房地產行情、債務余額等方面與之有相似之處，但融資動向與政策不同，因此目前中國經濟迅速惡化的可能性較小。

針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問題，東京金融交易所董事會總經理木下信行在中日金融圓桌會議上發言指出，中國應注意吸取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的教訓：一是要及早處理僵尸企業；二是要重視制度設計順序。應當先完善重整制度、調整產業結構，再進行金融市場的國際性開放。他表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非常期待中國能夠按照正確的順序完善制度。

針對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問題，亞洲經濟研究所主任調查員箱﨑大分析了中國青年人失業率不斷上升的現象。他指出，這一問題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今中國大學本科學歷已經較為普遍，但大學畢業生不肯輕易妥協就業。其次，這一代大學畢業生的父母中有很多人分享到了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紅利，積累了一定的資產，很多家庭具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供養無業子女的條件。此外，受疫情等因素影響，雇傭方在過去一段時期內獲取的盈利不高，自然也很難擴大雇傭規模。在箱﨑大看來，一方面，中國政府應支持大平臺發揮作用，擴大雇傭規模。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有必要改變認知，接受就業市場是買方市場這一現實。

針對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原日本央行國際局局長、大阪經濟大學教授福本智之表示，中國過去對平臺經濟的規制過于寬松，因此加強管控的大方向沒有錯，不過在引入管控措施的流程、與市場的溝通等方面應當吸取一些教訓。此次管控使一些有望得到發展的科技企業逃脫了被大平臺并購的命運，今后更容易獲得投資，提高競爭力。因此，不要武斷地認定中國政府加強管控就會使得企業的創新能力衰退，而要對各方各面的動向予以細致的考察。21世紀政策研究所研究委員、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丁可指出，從共同富裕目標來看，如果放任平臺濫用壟斷地位，擠壓中小企業失去活力，就會導致中小企業縮減雇傭人數，社會無法形成健全的中等收入階層，這些問題都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從雙循環目標來看，由于資本有逐利的特性，政府認為獨立的技術開發不能任由資本理論決定，而應加以適當管控，正確引導。

3.關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

日本學界就2023年中國經濟能否回歸正軌、重新實現高增長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部分學者對此持謹慎態度，例如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野木森稔在《亞洲月報》雜志中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將脫離低谷，但依然達不到政府目標。但是，更多學者看好2023年的中國經濟走勢。瀨口清之表示，要看到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一是外資企業持續對華投資；二是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三是中國通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等舉措，同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流增加；四是中國能夠避免大規模不良債權問題。他呼吁日本企業要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進行冷靜判斷，不要被西方媒體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一邊倒報道所蒙蔽。

除了探討2023年中國經濟的短期發展趨勢外，日本學界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也進行了展望。亞洲開發銀行在2022年12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增長前景》報告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預測了中國從當前至2040年的潛在GDP增長。據預測，2020—2025年中國的潛在GDP增長平均為5.3%，2036—2040年將逐漸下降到2.0%。報告稱，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TFP）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勞動年齡人口的萎縮將對增長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人力資本對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在此基礎上，為了提高潛在增長，報告建議在勞動力、人力資本、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四個領域進行改革。

（二）中美關系的發展動向

2022年，中美關系出現種種新動向，引發日本學界重新思考中美競爭的結構性原因，關注中美博弈的重點領域，分析美國對華一系列舉措的收效及影響等。日本學界將中美兩國的博弈描述為“強韌的關系”，即強硬但有一定的柔韌度。正如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報告所言：“中美關系在不同地域、不同事項中呈現出的形態不同，在某些地區內中美對立會消失，在某些事項上中美之間會合作，因而不能一味基于中美對立的前提一概而論?！?/p>

許多日本學者努力探究中美間結構性矛盾的根源，認為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構性根源在于美國國內政治環境，是由美國方面出于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而率先引發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佐橋亮系統回溯了中美關系的歷史發展，梳理了自奧巴馬政府末期以來美國對華政策方向的變化。他認為，當前有兩個因素對美國對華政策起到關鍵性作用：一個是美國對世界現狀、國際秩序以及美國領導力可能發生改變的恐懼；另一個是美國失去了在市場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國際秩序中同中國開展合作的期待，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華的不信任感。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重視競爭與穩定的平衡，這意味著上述的不信任感與恐懼是有上限的。因此，佐橋亮在展望美中關系的發展時稱，兩國至少在2020年代會盡力避免對立。瀨口清之進一步指出，美國的反華情緒正在上升，對華采取強硬措施有助于獲得選民的支持。當前，西方國家的大學、智庫、政府相關機構中的專家學者對中國在各個領域都存在誤解，這些誤解在媒體和網絡上得以傳播，被大眾誤認為是事實，而美國制定對華政策又會基于大眾的這種認知和情緒。

不少日本學者重點關注中美博弈的焦點領域，認為中美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尖端技術、國防安全、網絡空間等方面形成競爭或沖突的態勢尤為凸顯。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在《2021年度戰略報告》中指出，中美在價值觀、技術和海洋方面的戰略競爭日益加劇。在價值觀方面，中國在防控新冠疫情與率先實現經濟復蘇方面發揮領導性作用，增強了中國對其治理模式的信心，中美圍繞價值觀和治理模式的博弈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在經濟安全方面，技術和數據方面的價值觀差異正在成為中美之間的離心力。美國正試圖在人工智能、量子和高超音速等先進技術的開發方面形成壓倒性優勢，同時在半導體、信息通信設備等戰略性技術和產品以及稀土等資源上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區域安全方面，美國尤其關注臺海局勢，并正與盟友和伙伴一道，應對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和活動。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木內登英認為，就價值觀而言，中國主張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美國卻試圖將其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單方面強加給中國，這勢必會導致中美之間的對立加劇。他指出，美國政府一定要有容許不同的國家形態、經濟系統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存在的寬容度。美國應該認識到，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經濟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由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將越來越難以獲得新興國家的認同。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在《中美關系報告書2021》中稱，中美在網絡空間領域形成多方位的競爭，包括信息技術、通信基礎設施以及認知領域等。其中，中國的信息基建通過數字“一帶一路”在歐亞大陸形成了優勢，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圍內改變主要的信息流。木內登英也指出，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掌握物流數據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從國家安全保障的視角來看，美國不會放任中國掌握數據，今后圍繞數據的中美之爭將越來越激烈。

美國近年來意圖從經濟、軍事、國家安全等各個層面構建對華包圍網的一系列舉措及其成效，也引發了日本學界的持續關注和討論。2022年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日本期間正式推出“印太經濟繁榮框架”（簡稱“印太經濟框架”，IPEF）。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主席研究員柯隆指出，美國政府與全球企業間可能存在溫度差。他認為，印太經濟框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打散業已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產業鏈供應鏈”。但歸根結底，企業在供應鏈中起實質性作用，而企業制定和實施經營戰略是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從企業的視角來看，在中國之外構建新的供應鏈會產生巨額成本，尤其是在數字化物流系統方面，除中國之外沒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具備這一條件。瀨口清之則更為直接地指出，印太經濟框架避談貿易自由化的相關問題，對加盟國來說缺乏經濟實力，其實質是“空洞的”、“聊勝于無的”。

關于美國針對中國的“脫鉤”政策，日本學者普遍認為該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亞洲經濟研究所發布題為《美中關系和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全球價值鏈分析》的報告指出，伴隨技術傳播帶來的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大潮。全球價值鏈與中美關系緊密交織，如果被迫“脫鉤”，給兩國帶來的后果將不止是表面看到的那些損失。曾任國際教養大學教授的濱本良一指出，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對2022年前10個月中美貿易額的統計數據，中國對美貿易延續出超傾向。由此來看，拜登政府實施的針對中國產品的報復性高額關稅收效十分有限。

此外，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于2022年10月7日出臺了《對向中國出口的先進計算和半導體制造物項實施新的出口管制》的規定，此舉引發日本學界的高度關注。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教授鈴木一人認為，此次美國對華出口管控力度的加強，是對特朗普執政時期技術爭霸方針的繼承，但又遠遠超出了此前出口管控的強度。他分析稱，這份措施在此時出臺，一是反映出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認為中國軍事能力進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在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應用進展迅猛；二是表明美國承認本國在半導體生產領域處于不利形勢，擔心被中國趕超而產生強烈危機感。

（三）中日邦交正?；?0周年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0周年，日本學者通過撰寫調研報告、評論文章、開辟專欄以及開展系列學術活動等形式，圍繞這一重大節點事件展開研討。一方面，他們深入探討了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應如何定位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各種方式為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建言獻策。

1.關于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的定位

日本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一員，又是中國的重要鄰國，同時也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長期以來，如何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國際影響力，一直是日本學界關心的課題。多數聲音認為，日本政府不應該對美國“一邊倒”。瀨口清之指出，日本不能一味地同美國統一步調，而要為管控危機發揮積極的作用。他建議日本應與歐盟聯手，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做好工作。中曾根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橫山昭雄稱，日本不要忘記1972年尼克松繞過日本實現閃電訪華的“越頂外交”，以及2021年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訪華等先例。

與此同時，隨著日本政府防衛政策發生重大轉變，日本學界也加強了對安全領域的關注，特別是日美安保合作對中日關系的影響。川島真在分析中日雙方安全政策對兩國關系的影響時指出，在外交方面，中國謀求“和平共存、整體穩定、平衡發展”，為此會保留日中首腦對話的空間。在經濟方面，日本政府應該妥善管控經濟安保問題，重新思考如何維系供應鏈與貿易關系，以及重新審視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的日中關系。鈴木一人針對經濟安全問題，認為日本應注意在供應鏈和基礎設施方面中國可能會對日本構成的風險挑戰，但他也承認，這是源于中國制造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鈴木貴元認為，日本企業正在配合政府進行供應鏈的“去中國化”，但是這導致日本企業面臨物流費用提高、專業性人才不足、物流網不完善、當地政局不穩等棘手問題。

2.關于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資政建議

在中日邦交正?；?0周年之際，不少日本學者積極回顧過去50年兩國關系的發展歷程，為努力推動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在年度報告中建議，日本政府要平衡外交、保持對話，以日中邦交正?；?0周年為契機，籌劃搭建新的日中合作框架。日本和中國作為地區大國，為促進亞洲的發展，應在經濟、環保、人才培養等多領域展開合作。除了應對老齡化社會和環保問題等共同課題外，日本還應基于2018年日中第三方市場合作框架，同中國繼續推進立場對等的合作，保持對中國社會的接觸。此外，中國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舉措對于日本來說也是一個機會，增加了可以與中國就經濟制度等問題進行對話的寶貴平臺。

眾多日本學者呼吁日本政府高度重視對華政策的重要性和穩定性。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細谷雄一梳理了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的變化，回顧建交50年來的四份政治文件。他指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對華政策不是長期的，而是短期的、臨時的。如今的國際形勢與1972年兩國建交時已經大不相同，日本今后應以本國利益作為出發點考慮制定長期政策。他建議日本政府將對華戰略定位為日本國家戰略的核心部分，制定長期的基本方針。他還建議日本應從多個層面維系和強化對華溝通，并在外交上做出努力，使日中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穩定發展。

（四）中國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關系

日本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十分重視發展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關系，并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國外交與對外經貿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年度報告中表示，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正在深化同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接受中國的經濟援助和投資，并接受中國為應對新冠疫情提供的口罩和疫苗等衛生醫療援助。在此基礎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治理模式產生興趣并表示支持。木內登英認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主席選擇哈薩克斯坦作為首次出訪國，反映出中國在疫情后重振“一帶一路”倡議的外交政策方向。中國面對發達國家的包圍圈，必須開辟新興國家市場，而“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中國構筑新的經濟圈。

圍繞中非關系，國際合作機構（JICA）蘇丹事務所所長坂根宏治稱，在非洲地區，中國在經濟投資領域展現出很強的存在感。中國采取不干涉內政的立場，比起歐美基于價值觀的原則更受非洲歡迎。當前，中國進一步強化重視非洲的方針，從傳統的注重投資基建調整為注重提升經貿關系等方面。

圍繞中國與中東地區的關系，日本智庫PHP研究所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與傳統親美的阿拉伯國家間的關系正在淡化，阿拉伯各國正在形成對多極化時代的認知，并在這種認知的驅動下加緊強化同中國的戰略關系，邁向中國—阿拉伯新時代。

此外，日本學者普遍高度關注中共二十大的對外政策導向，認為二十大報告闡明了中國領導層對國際形勢的謹慎判斷，但不少觀點存在將居安思危的底線思維誤解為內憂外患的“危機感”的傾向。例如，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政治法制研究室長增田雅之和地區研究部中國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均認為，中共二十大報告表明，中國領導層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并不樂觀。增田雅之指出，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曾出現“推進大國協調與合作”的表述，而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合作”被替換為“良性互動”，這體現出中國領導層內部對于中美“合作”期待的減退。一些日本學者將這類分析作為中國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關系的主要動因。

二、2022年日本學界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新特點

（一）以問題為導向，注重回應本國關切

在研究領域的選擇上，日本的中國研究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無論是解讀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還是解析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原因，最終的落腳點都在為本國政界商界提供決策參考。例如，日本學界高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這是由于日本與中國在人口結構、社會文化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經歷或仍然存在許多相似的問題，日方關注中國式方案能否取得實效，為日本社會提供參考和借鑒；高度關注中美關系，則是基于中美競爭加劇的現實形勢，將美國的影響因素納入中國研究的分析視角，統籌分析研判，以提升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此外，注重問題導向也使得日本學界整體上過于務實，對同本國實際問題相關性較強的領域給予密切跟蹤、積極研討，但對政治領域的研究缺乏深入的學理性研究，而更多局限在對一些博眼球話題的渲染上。

（二）在不同研究領域存在對華“溫度差”

從前文的梳理中可看出，不同職能定位的智庫，其研究的立場和觀點有所差別，對華態度也存在差異。例如，側重研究經濟領域的學者和民間智庫，相對而言更能正視中國在制度、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優勢，承認日本能夠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利、兩國存在實現雙贏的可能性，在分析中也較少受意識形態因素影響。而側重軍事安保領域、有政府背景的智庫和學者，則更多地從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出發，將中日關系渲染為“零和博弈”，煽動“中國威脅”論，極力主張對華采取強硬態度并建議政府做好軍事應對。這類學者雖然聲稱中國具有“危機感”，但恰恰反映出日本自身的危機感。

我們在梳理日本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時，可以多傾聽能夠秉持公正態度、提出真知灼見的聲音，加強與這部分學者的學術交流，從中得到啟發。同時，努力向日本社會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增進兩國學界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三）研究成果形式多樣

總的來說，2022年日本的中國研究成果形式較為多樣，學者可以通過出版學術專著、發表學術論文、在智庫主頁開辟專欄、參加論壇發表演講等方式表達學術見解、交流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盡管相關成果數量不少，但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群體較為固定。目前，日本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中以老面孔為主，新面孔寥寥無幾，這導致學術界的整體研究氛圍相對沉悶、研究范式趨于固化。

綜上所述，2022年日本學界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整體呈活躍態勢，研究成果水平較高。研究熱點既涵蓋日本學界長期關注的經濟社會問題，也包括隨著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而出現的新動態，以及年度重要的時間節點事件。這些熱點領域反映出包括決策層在內的日本社會各界的關切所在，相關研究成果也會對日本民眾的涉華輿論產生影響。及時梳理日本學界關于中國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日本學界對當代中國的認知，加深對日本社會的整體了解，并進一步做好相應準備，增強戰略主動性。

［作者：史佳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文章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3期